不久前，浙江大学档案馆收到了一份来自12000公里外的珍贵史料——2021级硕士研究生周正渊捐赠了一本出版于1939年1月的《亚细亚（Asia）杂志》。

杂志上，浙大外籍教师梅谷（Franz Michael）撰写的《一所前进中的大学（A University on the March）》，跟踪记录了战火中，浙大不畏艰险、心系家国的西迁之路。

发现这份史料的线索时，周正渊正准备写一篇浙大校舍遭遇日机轰炸的小文。循着线索，他找到了远在美国的刊物收藏者，并立刻自掏腰包买下这本珍贵的杂志。

1937年7月7日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。为保存文化火种，同年11月，国立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带领师生离开杭州，足迹涉及浙、赣、湘、桂、粤、黔、闽等七省，行程2600多公里，历时两年半，最终将校址迁至贵州遵义、湄潭，在当地办学7年。

梅谷是一名德国汉学家，1934年来到浙大任职，于1938年前往美国。在他看来，浙大的西迁是一场双向的“行军”——一面后撤以避日军进攻，一面前行以迈向新的民族理想。

战火纷飞中，手无寸铁的大学，顽强地抗争、艰难地成长。

颠沛流离中，竺可桢痛失结发18载的妻子与幼子，痛别校友、中国近代军事学的开创者蒋百里，而浙大运送的140箱文澜阁《四库全书》，物理系的玻璃仪器、米尺，安然无恙。

课堂设在山洞里，实验室建在寺庙祠堂中……一路上，师生们一边躲避空袭一边坚持教学。在浙大任教的丰子恺在日记中记录，有时一天就遇到空袭三次，找空旷地躲避，连饭都吃不上。

“狼烟哭泣，家园飘雪”，大学仍是书声琅琅、弦歌不辍。抗战以来，浙大由杭州至建德、吉安、泰和、宜山、遵义，每学期实际上课周数在18周左右，如果加上缴费注册选课等时日要近20周。这意味着，浙大即便在迁徙过程中，也都不曾停课。

简陋的条件下，学者们仍做着世界科技最前沿的工作：数学家苏步青一边种菜，一边在油灯下完成数学著作，并与同在数学系的陈建功教授创立了享誉世界数学界的陈苏学派；物理学家王淦昌一边放羊，一边发表了探测中微子办法的论文，美国科学家据此开展实验后，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；遗传学家谈家桢，在破旧不堪的祠堂里，开展研究，发现了嵌镶显性现象，在国际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……

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，大学西迁，保存学术实力，赓续文化命脉，培养急需人才，开拓内陆空间，一批教育家和学者为国家和民族的未来积蓄了力量。

西迁之时，浙大只有文理、工、农3个学院16个系，1946年返回杭州时，浙大已拥有文、法、理、工、农、医、师范7个学院26个系。

硝烟弥漫中，课本从未蒙尘，一个民族的精神意志没有被击垮，而是愈战愈勇。

1938年6月26日，浙大举行西迁中第一次毕业典礼。竺可桢发表讲话，希望同学们“不求地位之高，不谋报酬之厚，不惮地方的遥远和困苦，凡是吾人分内所应该做的事就得去做”，同学们则集体吟唱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”。

不久后，竺可桢主持校务会议，决定以“求是”为浙江大学校训，邀请马一浮撰写《大不自多》校歌。自此，“树我邦国，天下来同”的歌声穿越时空。

这种在苦难中培育的公忠坚毅，在危难中淬炼的担当精神，成为一个民族走向新生的动力。

80年过去，战争的硝烟散去，西迁路上播撒的教育火种从未熄灭。

一批批浙大学生选择假期重走西迁路，奔赴遵义、湄潭。“重走西迁路，让我对国家有了更深的了解，对自己应做什么样的人，有了更清晰的认识。”周正渊说。

走进今天的校园，实验室的灯光与当年西迁路上的油灯隔空辉映，课堂上的思辨与战时山洞里的研学一脉相承。

从科研工作者为攻克“卡脖子”技术的日夜攻关，到青年教师扎根西部的执着坚守，再到青年学子“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”的庄重誓言，都是一代青年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的时代注脚与精神传承。（朱涵）